青年团最初的名称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的创建史实介绍如下：

一九二○年五月以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等人在第三国际远东局代表威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经过多次酝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当时的名称就叫“共产党”。它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地建党，开展工人运动以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青年由于反对腐败的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杂志社，寻找出路。陈独秀等发起组的同志们热忱地接待他们，安置他们，并委派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和张太雷，于一九二○年八月，在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简称“S。Y・（英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①俞秀松任书记，主持团务。最初只有八名团员，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中积极发展，不到一个月，就达到三十多名。刘少奇、罗亦农（罗觉），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柯怪君），贺昌、许之桢、傅大庆、梁百达、王一飞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②此外，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也都加入了青年团，③他们除了个别人（如陈独秀）外，绝大多数也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党一开始就把青年团看成是自己的助手和后备军。为了教育和训练青年，为了给党和青年团培养干部，上海发起组以青年团的名义在法租界渔阳里六号，租了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创办了“外国语学校”，由威经斯基的夫人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侨、苏共党员，随威经斯基来华）教授俄文。青年们在这儿学习后就到苏联留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入团，然后赴苏，入党的。④“外国语学校”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部所在地，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部（对外联络和活动的场所）的所在地。⑤当时党的发起组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通过团来进行，所以党的发起组和团的活动是不分的。在这儿，曾以青年团的名义举行过“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李卜克西、卢森堡纪念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活动。⑥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一九二○年十一月，是李大钊同志亲手创建。他还亲自入团，后来团员增多，曾根据他的建议，实行委员会制。李大钊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⑦团的书记是高尚德。在北京“共产党小组”（一九二○年十月成立，年底改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剑、邓中夏同志的领导帮助下，北京团组织的工作和活动搞得相当出色。团员们与党小组的成员一起，走出家庭和校院，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的艰苦环境中，办夜校，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团员们得到了锻炼，不少人入了党，并成为重要骨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天津没有建立共产党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帮助下，由张太雷、于方舟等于一九二○年十月建立起来的。（8）团一建立就积极活动，出版《劳动》周刊，报道天津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在天津和唐山工人中发行。团组织还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厂的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建立组织，起到了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作用。一九二一年春，张太雷同志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以后，团的工作没有能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于方舟同志重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邓颖超同志也是天津团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在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天津党组织。邓颖超同志等一些团员就转为党员。⑨原来《觉悟社》的大多数成员，都先后加入了青年团或共产党。

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是在一九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接到上海陈独秀寄去的青年团章程以后开始酝酿的，⑩正式成立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下旬。（11）从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接受毛泽东同志建团任务的张文亮的日记看到，毛泽东同志对建团工作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针，十分注意团员的质量，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所以，新民学会中的先进分子，如郭亮、夏曦、肖述凡等人，都加入了青年团。毛泽东任书记。

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较注意在工人中开展团的工作，发展团的组织。在安源、水口山、长沙、岳州等工矿区建立了强大团支部。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湖南发展团员达二千多人。成为全国团组织发展最大的省份。开始时工人中有一个叫“湖南劳工会”的组织，头头是两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黄爱、庞人铨，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产，一切平等，等等。在当时处于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下的工人中间，这些主张很容易被接受，因此，他们在工人中影响较大。但是，他们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无阶级专政的政府是和军阀差不多。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援助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正路。最后终于把他们，连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群众都争取了过来。黄爱和庞人铨在一九二一年底加还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2）并领导工人与党站在一起，向当时湖南的反动军阀赵恒惕进行了英勇斗争，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动派残酷地杀害。此案当时震动全国。工人群众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隆重召开追悼会，通电全国，发行纪念特刊。团中央机关报曾发表专论，称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13）

一九二○年夏，上海党发起组的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同时，陈独秀也委派在上海入党的刘伯垂同志到武汉进行建党活动。（14）九月，刘、董和陈（潭秋）等人组成了湖北“共产党支部”。不久以他们创办和活动的武汉中学为中心，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通过党支部成员在各自学习和工作的学校发展团员。陈潭秋是武昌高师毕业的，就负责吸收这个学校的进步学生入团；刘子通在湖北女子师范任教，就在女师建团；包惠僧则在第一师范发展团员，还有中华大学，第一中学等。（15）团组织每周活动一次，听报告（由党支部成员做报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随着团员们觉悟的提高，很快在武汉掀起了学潮，反对旧教育制度。对在罢课斗争中被反动当局开除的青年团员如夏之栩等人，“党支部”给予热情的关怀，把他们安置在教员家中，由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补课。党支部还带领团员们下工厂办识字班，接触工人群众；假期里，派他们下乡，从事农民运动，使团员青年迅速成长起来；有的就由党送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后赴苏留学。

广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支部”是同时建立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陈独秀去了之后促成的。由于陈独秀带去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建党建团的经验，再加上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以及省港大罢工造成的革命环境，团组织发展较快，尤其注意在工人中大力开展党和团的工作，到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全国五千团员中，就有二千人是广州佛山的工人。（16）另外，党和团的工作配合得也比较好。一般都通过团来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如林伯渠、彭湃、阮啸仙、杨匏安、刘子嵩、罗绮园等人，都是先入团，，后入党的。彭湃同志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海丰建立团组织。当他一九二二年，在海丰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从事中国最早的农民运动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年团员。

从现有的材料看，团的“一大”前，济南没有建立团的组织。（17）

当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有各派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实际是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者等等。所以，在实际团的活动中，往往意见分岐，互相冲突，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一度解散，实际是停止了活动。（18）上海青年团解散的直接原因，一是一九二○年底威经斯基回国后，上海党团活动的经费发生了困难，难以维持日常的工作；二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当天，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劳动节”的活动，集会、散传单，震动了反动当局。法国帝国主义出动武装巡捕搜查了“外国语学校”并借口学校没有注册进行威胁，致使学生迁散，设在这儿的青年团团部和党的工作部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党的“一大”研究了各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予备学校的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19）同时，“少共国际”也派张太雷回国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团”。于是把一部分老团员召集起来，经过一翻整顿，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20）

吸取过去建团的经验教训，这次恢复青年团一开始就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21）考虑到当时反动统治的环境和团组织的群众性，表面上只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当时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写道：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22）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还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正式中央机关之前，暂由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一九二二年一月初，施存统由日本回国，陈独秀委派他领导临时团中央的工作。这时的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淡水路一幢二层的楼房里。三月份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由北京迁到上海，由中央直接编辑出版（从第四期开始），编辑部与团中央在一幢房子里。（23）主编是施存统、蔡和森、高尚德等人。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报道本国青年团、青年运动，以及“少共国际”及其所属各国青年团的状况和经验，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先驱》一九二三年八月停刊，共出二十五期。一九二三年十月，团中央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是恽代英同志。

团的临时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工作，团的临时章程的颁布，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推动，团组织象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成立团组织的地方已有十七处之多：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唐沽、武昌、长沙、杭州、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州、安庆。团员总数达五千人。大多数是工人，次则学生。有些地区不具备建立共产党条件，一般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在团的基础上建党，如成都、太原、衡州等处。（24）

根据团的临时章程的规定和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上海临时中央局便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十五个地区二十五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高尚德、施存统等人组成，书记是施存统。大会通过了改善青年工人农民生活、关于政治宣传运动、关于教育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大会并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青年国际组织――少共国际。

大会规定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25）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实现了团内思想上组织上的真正统一，标志着我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统一的核心。

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十分密切。陈独秀经常参加团中央的会议。另外，党的“一大”后陆续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去领导团的工作。除了张太雷、蔡和森之外，还有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邓中夏、林育南、李求实等。他们为我国青年团的早期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他们都先后被捕，在狱中和刑场上表现十分英勇，牺牲时还很年轻。他们是我们党的骄傲，也是青年团的骄傲。

在国内建党建团的同时，旅欧的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也在积极组织党和团的旅欧支部。由于他们在一九二○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才初次相会于巴黎，一九二一年又忙于对北洋政府勾结法国政府迫害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反动行径作斗争，以及勤工俭学学生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及其造成的学生队伍的分裂，旅欧支部的建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还是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进行这项工作。早在一九二○年八月和九月，蔡和森与国内毛泽东同志的两次通信中，就提出了要在法国留学生中和国内建立“共产党”的设想，因为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中附和者寡，未成。（26）一九二一年三月，原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张申府，接受陈独秀的委托，首先在北京、天津去的留学生中建立了第一个旅欧“共产党小组”成员有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加上张申府共五人。（27）以后，小组派赵世炎与蔡和森等人联系、酝酿成立旅欧统一的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在这年十一月，蔡和森等一○四人因为强占里昂大学的事件，被法国当局强迫遣送回国，组建工作受到影响。留下的赵世炎和周恩来同志继续挑起了这付重担。一九二二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在德国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四月，赵世炎曾两次写信给国内，详细询问国内建党建团的经验，如团对党的关系，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各级组织如何建立，执行委员会如何产生和组成等。（28）在整个过程中，针对青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他们尤其注意思想建设。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在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队伍的团结，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耐心说服争取了受这些错误思想影响的青年。有些同志如陈延年、陈乔年后来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被选为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在留学生中逐渐地占了上风。于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正式成立了旅欧统一的团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经与国内联系，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亲自写信批准他们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中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作为团的核心，（29）掩护在团的组织中。二者的书记都是赵世炎，一九二三年二月，赵回国，书记由周恩来接任。（3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是我国青年团创建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团的早期建设贡献过不少重要的意见，如针对当时有些团员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旅欧支部要求明文规定“青年团与共产党的从属关系”，为此，提议“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党选派青年党员二人为其执行委员。（31）它和党的旅欧支部还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领导人。

（载自《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三期）

（注释）

①⒅⒇（21）（25）《先驱》第八期。

②据包惠僧、许之桢、肖劲光、钟复光的回忆。

③（16）施复亮谈话记录，1956年12月。

④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1953年；肖劲光《忆弼时》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1日。

⑤栖梧老人（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7月日。⑥见③和⑤

⑦《李大钊传》第108页。

⑧《李大钊传》第109页；谌小岑：《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日（9）邓颖超谈话记录，1957年5月。

⑩湖南省志记载是北京寄的，易礼容则肯定说是陈独秀寄的。从时间（十月，北京尚未建团）地区（南方长沙一般是由上海陈独秀指导建党建团工作）推断，易说可能性大。另外，张文亮日记也有“青年团等仲甫（即独秀）来再开成立会”的内容。

（11）从《新湘评论》编辑部编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第168页和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48页提供的张文亮日记看，应是十二月下旬。李著中“十二月二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大会。”其中“二十六”有误，应是“十六日”。另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新民学会年会上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的发言，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列入了学会活动计划。这说明长沙在这时已有团的组织的存在。

（12）易礼容的回忆，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76页。

（13）《先驱》第十五期。

（14）《董必武同志回忆党的成立和第一次代表大会》载《中国青年》，1956年10月。

（15）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1953年。

（17）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等，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建立济南“共产党支部”。直到一九二二年八月（即团的“一大”后）山东才出现第一批青年团员（见《山东党史资料》创刊号，1963年）。

（19）见（14）另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22）《先驱》第五期。

（23）钟复光谈话记录，1980年1月12日。

（24）光亮：《本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先驱》第二十三期。

（26）见肖旭东、李维汉、蔡和森于一九二○年八、九月给毛泽东的信，载《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

（27）张申府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谈话记录。

（28）（29）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与三十日给吴明（陈公培）的信，见《赵士炎烈士资料汇编》。

（30）何长工：《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载《文史资料》第五十六辑。

（31）《先驱》第二十四期。